网站首页|新闻集锦|高层声音|领导思考|专题策划|深度调查|专家新论|教育之声|旅游天地|淘土货网

新浪官方微博
手机扫描
大城市怎能用孩子驱赶外来户?
2016-05-23 09:42:36  作者:SystemMaster  来源:综合

在2014年,我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。幸亏我有北京工作居住证,在孩子入学问题上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,孩子入学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但是,孩子幼儿园的同学并不是都如此幸运,有的孩子只能进入连学籍都没有的非正规学校。孩子将来怎样,谁也说不准,或许,只能走出国一条道。

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问题

从去年开始,每年到这个时候,我就不断接到朋友的电话,求教孩子的上学之道,有什么学校可以接收外地小孩。前两天,还接到一位的朋友的电话,我只好给他推荐了一家美国教会组织开办的学校,同样是没有学籍,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教育部门取缔。

我要说的是,近年来,北京不仅仅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幼升小设障,而是全面管控,在中考阶段政策更加严厉。我家老大前两年中考的时候,就面临着“在北京上学,还是回原籍上学”的问题。这个问题,我们一家整整纠结了一年。最后,她比较争气,考入一所重点学校的国际部,将来走出国留学的路。

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,我记得面试的时候,和一位朝阳区的家长交流,他也是没有北京户口,女儿也只能上国际班。但是,就在去年,这所公立学校的国际班也向外地户籍考生关上了大门。

这样的政策下,导致大量外地孩子不得不回乡参加中考。前不久,我的一位同事就把孩子转回了甘肃老家,准备中考。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,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,现在,却也不得不骨肉分离,回到甘肃。

在近乎严酷的人口控制政策下,北京在2015年,终于将常住外来人口增速控制在了0.5%。

现在,北京有2170多万常住人口,非户籍外来常住人口仍然高达822.6万。放在全国,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。截止2015年,天津有520万外来常住人口,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是981.65万人。如果,只论这三大直辖市,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就是事关2324万人的一件大事。放在国外,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问题。

在美国与此类似的情况是,非法移民二代的问题。不过,非法移民二代在美国并不存在教育问题。他们或她们幼年时期跟随父母来到美国,只是在高中毕业结束之后,才会在就业、社保、工资待遇等遭遇非法状态的制度门槛。

在任何一个国家,受教育权都是一项基本人权,不能被随意剥夺或损害。这个应该成为一项共识。

出现特大城市是个市场现象

现实的问题在于,北京上海天津等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不断膨胀,为城市环境、公共资源、道路交通等等带来巨大压力,城市功能的承载能力已经逼近极限,控制人口继续涌入有其必要性。但是,关键问题在于,怎样控制人口。

综观近年来,国家层面涉及城市人口控制与外来人口权益保障的相关政策,均对特大城市留有政策后门,形成特大城市例外的不良倾向。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基调之下,北京、上海等城市陆续出台各种不利于外来人口的政策,每年落户名额大幅削减,通过转移低端产业而把一些人口转移到外地,同时,与之配套的就是控制外地孩子北京上学。

严卡孩子上学,是很有效率的人口控制政策。就拿我家来说,我和太太都要上班,为了照顾孩子上学,只好把孩子的爷爷奶奶从老家召唤到了北京。我父亲,就经常跟我自嘲,没想到退休之后,居然成了“老漂”。他们来到北京之后,很快就在小区里结识了一大批同样来北京看孩子的“老漂”。一个孩子背后,往往跟着一到两个大人。如果,北京卡住了一个孩子,那么就意味着有一到两个大人要离开北京。

因此,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第一个矛盾就是,效率与人权、人情、人伦的冲突。

第二个矛盾则是,行政与市场的冲突,也就是说,行政意志主导的人口控制政策与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之间的拔河。

我们应该看到,目前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增加,是一个市场现象,而不仅仅是行政计划主导的结果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,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实现了自由流动和供给。人口向拥有资源、引领市场与社会风向、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优良的特大城市涌入,是不可阻挡的潮流。北京上海近年来崛起为世界级的大都市,同时也是市场自由意志的结果,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必然会与市场遭遇剧烈碰撞。

行政干预当然是有效率的,不过,高效并不代表着最优。以行政手段控制市场化的人口流动,在北京和上海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。去年,北京将外来人口增速控制在0.5%,上海则实现了外来人口的负增长。但是,相关极端事件则揭示了其中的痛苦与艰难,并且为此支付了巨大的社会成本。

行政管制必然左右互搏

那么问题解决的出路在哪里?我认为,还是要靠市场,并尊重市场。

市场自然会调节并调配资源实现均衡。中国承接了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浪潮,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实现了改革开放,而是中国确实是一块劳动力的价值洼地。中国的特大城市并不仅仅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更多的教育、资金和权力资源,更是因为,这些城市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,确实有市场领先的优势。

如果我们相信是市场的力量成就了现在的中国经济,那么,按照同样的市场逻辑,在发展到一定阶段,北京、上海等特大城市中的资本、产业、人口也会逐渐向周边或其他中小城市转移。

现在,北京、上海控制人口的手段,一是搞强制性的产业转移,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管控人口。但是,另一方面,北京和上海又同时用行政手段抑制市场,从而让市场调节人口的作用失灵。

在这一轮房地产去库存与房价上涨周期中,北京和上海均没有放松楼市限购政策。甚至,针对通州房价上涨过猛,北京还进一步加码限购。

看上去,北京和上海抑制房价的政策,好像稳定了房价,却实质上影响了房地产的投资与居住需求,也延缓了京沪楼市获得正常的市场定价。

市场调节城市的人口,就是通过居住、出行、薪酬的上涨而实现。北京房价继续上涨,必然会带动租金上涨。这样一来,公司租房成本要上涨、员工也要加薪,一些公司如果感觉成本难以承受了,自然就会离开北京,搬迁到周边或者异地。如果有的人深感在北京工作吃力,安家买房无望,也就会自动离开北京,到其他地方工作。去年,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,离开北京最终去了苏州。

假如,北京和上海向国内和国际资本放开限购,不出一两年,房价就能涨到位,很多企业和外来人员就会离开北京。这大半年,深圳房价暴涨一倍左右,直接导致很多企业搬离深圳,去了东莞。

和北京、上海类似的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悉尼等大城市,政府从来不以控制房价为政策目标,而且,这些城市的租金也往往是北京的数倍。在这些城市,似乎也没有出现中国大城市的问题。

或许有人会问,北京房价涨的太高,北京居民买不起房怎么办?这点其实大可不必担心。经过了近20年的住房市场化,大多数北京原住民都有了自己的住房,房价上涨只会让他们的财富进一步增值。

另外,房价上涨必然会带来地价上涨,地方政府土地出入收入增加,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建设廉租房、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。这就可以解决部分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。

行政管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很多时候会因为不同行政管控的目标不一,而出现整体的迷乱,从而导致按下葫芦起来瓢。政府一方面抑制房价,不让市场发挥作用,结果导致更多地人来到北京,另一方面,又要控制人口,把人赶走,如此左右互博,只会不断制造新的问题。

用市场解决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问题,是最公平的方式。政府无需干涉资本、产业以及人口的流动,只是需要为新来的纳税人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。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市场自然竞争进化的结果,对此,城市只有顺应市场,而不是逆市场而动。

那么,如何解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,一是发展公立学校,另外,就是通过鼓励和扶持民间教育市场,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价位的教育服务。打工者的子女可以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,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可以在更加高端的私立学校上学。其实,民办教育发展了,也能从本地户籍学生分流出很多公立教育资源。

“漂二代”的教育权不可成为牺牲品。用行政强制手段控制人口,触及社会公平、公民权利等基本的底线,而尊重市场,让市场来调节人口、配置资源,那么外来人口,是去是留,也就无怨无悔。

 

编辑:zhongbp  责任编辑:孙淑培

凤来谷鳅田稻
主管单位:重庆出版集团 主办单位:农家科技杂志社 重庆农家科技杂志社有限公司
协办单位:重庆市发改委、重庆市城乡统筹办、重庆市农委、重庆市扶贫办、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渝ICP备10015940号 技术支持: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网